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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

质言之，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此乃中国思想之独特的思想背景。对此，余英时说：现在一般深受西方论著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接受西方人的偏见，即以西方现代的价值是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中国传统的价值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tic）。

如果我们因此庆祝儒学获得了新生，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将从此成为游魂呢，还是要借尸还魂呢？[56] 在余英时看来，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学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学的现代价值诠释，或者讨论儒学的未来前景。[40]另一个方面，中国文化更重视人的尊严，此是现代化之重要内容。[34]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7页。他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化系统中，因‘哲学的突破而出现的理想世界却对该文化以后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支配作用、规范作用。因此，余英时说：这恰好说明为什么西方各国一直要到宗教革命甚至启蒙运动以后才出现了现代型的俗世知识阶层。

[⑧]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2页。[39]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12页。而且，儒学的生命来源于生活实践。

[46]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68页。其二，儒学亦需要发展。[32]具体来讲，儒教的生命形态体现为上帝、天道、鬼神、祖宗等信仰。质言之，只有以公羊学为指导思想，并将其重新制度化，落实到社会各个层面，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总之，哲学向度虽可有光明前景，却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因为哲学创新不是朝夕之事，通常需要数代人长期的积累和孕育。[⑨]质言之，近30年来儒学发展透显的理性态度已成为共识，此乃所谓儒学命运重大转折的真正含义。

他说：儒门淡泊，已近百年。他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55] 参见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若要将其价值永久地发扬光大，最有效的办法是背诵经典，尤其是儿童背诵。

陈漱渝说：想用一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想用一种缺乏近代意义民主观念的学说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想用一种‘重道轻器的轻视科学、贱视商业行为的思想体系来推动‘现代化及‘后现代化的进程，恐怕是不大现实的，如果不是别有他图，也只不过是一部分好心人的一厢情愿而已。若离开生活实践，儒学便会失去生命。他说：翕势是合聚，辟势是发散。他说：汉语缺少抽象词汇，哲学缺少形而上学，思维缺少抽象力度，说话作文不遵守形式逻辑，计算推演不重视公理系统。

[18]然而，如果中国人要完成世界文化融和，或者再进一步而领导世界，非得重视文化人才的培养不可。与世纪初叶全盘否定儒学不同的是，此次批判没有形成作为反弹的全盘肯定的保守思潮。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研孔、评孔，对孔子进行研究，进行分析，进行评论。[37] 参见程志华：《哲学概念三解》，保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因此，如果要培养传承大道的人，就必须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蹊径，而这蹊径即为读经教育。[②]而且，学界已有评议多为表层化的评议，缺乏义理层面的深入分析。[30]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02页。不过，在全盘否定激进思潮的刺激下，作为反弹，国粹派、学衡派等全盘肯定的保守思潮迅速形成。关此，牟宗三认为，宗教的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肯认一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50] 参见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第295-298页。

不过，后来还是出现了以儒学为宗教的观点。[③] 胡适：《吴虞文录·序》，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7页。

更为重要的是，时代仍在发展，社会仍在变化，新哲学问题会呼唤新的哲学解答。他认为，鉴于当代道德状况和社会状况，需要在仁爱优先的前提下重建仁学本体论，进而重建儒家哲学。

[44]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62页。质言之，没有体，何来的用？因此，儒学的创新发展乃生活向度得以延续的前提。

……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过去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大搞‘尊孔。所谓挖掘，指基于儒学经典，探究其对于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可有的价值。质言之，儒学乃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42] 陈来所致力建构的是新仁学或仁学本体论。如前所述，李泽厚、陈来、林安梧等在哲学向度已有不错的进展。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9页。[⑨] 汤一介：《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很显然，这种比附是倒推式的，而倒推式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关此，列文森曾说：就博物馆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有历史的意义，……虽然共产党的中国仍然保留了孔子和传统价值，但它们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

[21]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浦卫忠整理、杨向奎审定：《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他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17] 此外，王财贵则通过推广读经活动以落实中学为用。自此，儒学不仅进入了学术研究视域，而且进入了高等院校课堂。

对于近30年来儒学命运的重大转折，学界呈现出仁智互现的评议，主要表现为肯定和忧虑两种态度。翕势的作用是合为一体，辟势的作用是分为一物……前者是一体化的趋向，后者是个体化的倾向。

而且，若深入地分析其义理，会看到四个向度有不同的前景：生活向度不能独立存在，它的延续依赖哲学向度的发展。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

意识形态向度、宗教向度不可能有光明前景，因为无论在史实还是在学理上，它们都是不可能的。[20] 参见王财贵：《经典教育与文化关怀文集》，第88页。